16歲的李星難得長瞭一回記性。在北京市東三環邊上的一傢日式餐廳門口，他沒有再徑直就往裡走，而是小心翼翼地確認好門的位置，才推門進去。
年輕人吃過虧，不止一次。“被他傢的玻璃弄怕瞭，擦得特幹凈，好幾次我都撞上去瞭。”送完包裹出來後，他告訴我。
李星還是個孩子。他2000年出生，但身份證上，他已經17歲瞭——當年為瞭早上學而改的年齡，讓他提前一年擺脫瞭“童工”的身份。
在過去一個多月時間裡，他就職於北京一傢知名快遞公司，總在不斷和各種各樣的門打交道。自動門、旋轉門、防盜門、推拉門、木門、鐵門、玻璃門……每一扇門似乎都掌控著他的喜怒哀樂。
每天，他做得最多的一件事，就是敲門。除瞭差點撞歪他鼻子的玻璃門，還有一種門最讓他害怕，即怎麼也敲不開的門。
“你知道幹快遞最幸福的是什麼嗎?就是：到門口，敲門，門開瞭。”這是幾天前一位同行告訴他的話，他轉述給我聽。
我是半個多月前認識他的。那天，他來送快遞，忘瞭收12塊錢的快遞費。之後，我給他打電話，讓他晚上來取。
一個很瘦小的男孩，剛開始話少得可憐，隻會點頭，“是”、“嗯”、“對”。拖住他攀談瞭幾句，才知道他是00後。
像他這個年紀出來謀生的，不是沒有。很多人都有過這樣的同學：上著初中，突然就從學校離開，再沒回來。但在北京這座房屋均價超過5萬元一平方米、每天都有人喊著“逃離”的城市，一個單薄的少年如何才能站穩腳跟，近幾年才快速發展起來的快遞行業會帶給他什麼樣的生活?我很想知道。
2016年11月4日，我跟他一起送瞭半天快遞。這天從上午8點到晚上8點，他從公司取瞭兩次件，送瞭137個包裹，中途吃瞭兩塊面包、喝瞭一瓶水，計9塊錢;中午還在一所常去的職業學校的小雜貨鋪賒瞭價值兩塊錢的6顆小白兔糖果，下午取件收到錢後跑去把錢還瞭。
這是他的普通一天，差不多也是他在北京做快遞員的每一天。其間，他提到瞭跟東三環那傢日式餐廳玻璃門的“恩怨”。
很多時候，他跟那兩扇玻璃門的關系，就像他跟北京的關系，看起來一覽無遺，離得很近，之間好像什麼都沒有，但等真正想進入時，一抬腳就被撞個滿懷，然後帶著疼痛敗退下來。
某種程度上，這也是他跟北京的距離——始終隔著一塊透明、堅硬的鋼化玻璃。
在跟李星一起送快遞5天後，11月9日，他離開瞭北京。再有兩天，就是“雙11”。
“狗咬我一口，我不咬他”
在三裡屯和朝陽公園之間的一片老社區，經常能夠看到李星穿著“西紅柿炒雞蛋”色彩的快遞員制服，騎著一輛噴瞭黃漆的三輪車在附近晃蕩。車“吱呀吱呀”地行進，歪著的車燈被幾層膠帶勉強穩固著，像一個需要拐杖的老人。
這片小區多是6層矮樓，沒有電梯。樓棟坐落無序，內部構造千差萬別。道路狹窄，地攤多、車多、人多，尤其老人多。
在人堆裡，李星很顯眼，看著像個早當傢的小大人。雖然戴著一頂棕色鴨舌帽，染過的黃頭發還是從帽簷邊鉆瞭出來。右耳耳垂打瞭耳釘，是整塊臉最白的地方。他身高一米六，吃飽飯後體重能達到90斤。
認識他後，10月底的一天，我找他聊。還沒問話，他就主動說起前一天的糟糕經歷。
冬天要來瞭，他沒有厚的被褥。跟同是老鄉的“老大”(快遞公司甜水園店負責人)預支瞭500塊錢，200買被褥，100充話費。沒過兩天，他的小三輪車在小區剮上一輛私傢車，賠瞭200，自己的車也被撞歪瞭。
又一分不剩。
聽完，我心裡打瞭個冷戰。他就像北京街頭的槐樹葉，冬天一來，隻需要一陣風就能被吹落。
他繼續說著，那天晚上回到住處，他拿著錘子修車。旁邊農展館的快遞員在打電話，對方是河南人，那一片是河南幫，他們租住在同一個地方。對方說：“別敲瞭。”他沒聽見，繼續敲。對方喝瞭酒，兩個人吵瞭起來。
更多人加入，山西幫和河南幫對罵。山西幫的人放狠話：“有種你弄死他。”對方沒人動手，雙方不停打口水戰。房東出面，雙方和解。房東跟他說：“這事沒完，大傢低頭不見抬頭見，你要請他吃飯。”
他沒錢，也沒有請對方吃飯。直到離開北京，什麼事都沒發生。
在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的感覺裡，這種來自周遭的公開表露出的敵意司空見慣。一天晚上，他和同事在集包裝箱，一個包裹砸在他頭上，包裹裡是書，不輕。情緒瞬間上來，他說瞭一句：“看著點兒，有人在這兒。”對方提高聲調：“看啥?下次躲遠點。”他沒繼續說話，笑瞭笑，繼續集包，“我在心裡罵瞭他一千遍，罵他傻×。”
李星有自己的一套處事準則。遇到爭吵、委屈、吃虧，他都會使出這套準則：咱不跟他一般見識，有不舒服就在心裡罵他，“不依不饒的話，就當他放屁，狗咬我一口，我不咬他”。他說話有一種混不吝的口氣，自認為神經大條，什麼都不在乎，近5年沒有哭過。
他曾經是暴脾氣。六年級時，因為班上一個人說話太多，幹擾到他瞭，他把對方的頭給砸出瞭血，自己的手也骨折，這次之後再也沒哭過。過瞭一段時間，李星拿傢裡的水果刀，拍瞭幾張照片，發在QQ空間，喊話：姓張的，你他媽等著，這件事沒完，明天孫石坡口等著你，就我一個人，一把刀，敢不敢來，11點到14點!
最後，什麼也沒發生。他說，那隻是他發泄的一種方式。
“這哪是掙錢啊，這是在還錢”
9月22日來北京時，李星帶瞭600塊，從山西運城坐著高鐵進京。晚上到站，他坐在公交車上拍瞭一段北京夜景的短視頻，發在朋友圈，寫上：誰來給我接風。
“那天有人接你嗎?”
“沒有，就是告訴大傢我到北京瞭。”他回答。
到北京的那一刻，他都不知道自己來這座城市能做點什麼。他的計劃是先到堂哥那裡住下來，再找個流水線上的工作。他琢磨著，做到春節，掙點錢，就回傢開文身店。名字都想好瞭，叫“鴻鵠紋刺”。他的志向是做文身，QQ名叫“鴻鵠志刺青”，還特意在脖子後面紋瞭“鴻鵠”二字。他覺得這兩個字“有味道”。
後來，跟他接觸久瞭，他透露當時來北京還有一層原因：在傢賦閑太久，整日無所事事，傢人見他就煩，催他出來找點事做。
李星念初二時輟的學。跟英語成績有關，至少他覺得是這樣。
初一起，青春期上身，他不願被管著，對課堂不再有興趣，走上瞭“叛逆之路”。成績下降，英語老師當著全班55個人的面批評他。“你就考30多分，還要不要臉?”李星一字一句念出這句侵犯自尊的話。他的反抗方式是英語再也沒考過50分以上。反抗的結果，依然是撤退。
退學後，他一直待在傢。時間久瞭，招來傢人嫌棄，“他們見我都煩瞭”。在傢人的安排下，他跟著表哥在村裡做水暖的安裝和維修。半年後，表哥去瞭貴陽，沒有帶他去。
他成瞭無業遊民。
繼續待在傢，無所事事，玩CS，跟人瞎轉悠，抽煙。後在父母的催促安排下，他先後做過汽車美容、維修、文身的學徒，都不超過3個月。“心思不在這兒，幹啥都是扯淡。”那會兒，他玩心不能再大瞭。
李星的堂哥在北京一傢快遞公司做兼職，建議毫無目標的李星也送快遞。李星覺得這個職業挺自由，看著也不難，沒有過多考慮，就決定幹瞭。其實，他也沒有更多選擇機會。
第二天，李星就開始跟著去送快遞。被他頂替的人隻教瞭他兩天，主要是認路、認樓和送取的程序，但他記住的隻有：要從倉庫出去。工作第三天，他單獨出去送件，迷路瞭，拉著近100件貨到瞭三裡屯外交公寓。最後是憑著記憶，認準一棟高樓的方向，轉來轉去，轉到瞭目的地。
單獨送件前兩天，每天他都帶著兩個電瓶出去，不認識路，到處打轉。結果是，車沒電瞭，回不去，最後隻好打電話給堂哥，讓他開車來把自己拉回去。
一周過去，他摸清瞭片區，但不想幹瞭。他計算過，每天要爬一千多個臺階，晚上躺在床上腳疼得難以入睡。又挨過一周，慢慢上手，送出去更多，掙得也多。他又不想走瞭。
一次，他送瞭一箱蘋果到醫院，不是本人領取的。第二天，收件人投訴，說沒有收到。他賠償瞭75塊錢。身上沒錢，老大暫時也發不出工資，賠償款隻能從他的賬上扣。
第二次丟瞭十幾個包裹，是他前一天沒有送完的。那天晚上大雨，他把包裹運回倉庫，沒有走程序。結果第二天不見瞭。“老大”又罰瞭他近兩千塊錢，還是從工資裡扣。
公司管理他們的辦法就是：罰款。送不完包裹、早上晚出發、丟件、偷懶、服務不好被投訴……罰!11月初，他收到一張罰款單，一共被罰瞭1440元，因為沒有及時送出件。工資還沒拿到，就已經被罰瞭這麼多，他被嚇壞瞭。
這個時候，他又想走瞭。“這哪是掙錢啊，這是在還錢。”
吸取教訓，他更小心謹慎，但還是有人投訴丟件。那次，他一個人到醫院的監控中心，看監控。明明有人拿走瞭件，他給投訴人打電話說明情況。對方跟他說，東西昨天找到瞭。他有點懷疑之前丟的件也是自己被騙瞭，但沒辦法，隻能認命。
恐怖的“雙11”
工作時間，李星每天8點起床，到公司吃早飯，然後把當天上午需要送的件裝車，9點前離開。小三輪車裝滿，能有100件左右。中午公司不管飯，他會買點面包和水，有時幹脆什麼都不吃。遇到霧霾天導致胸悶，就抽支煙喝口水對付過去。下午4點左右返回倉庫取晚上要送的件，送完到晚上8點。
回住處吃完飯後，集包到9點，工作才算結束。然後上床，掏出他那個2015年“雙十一”花888塊買的紅米Note2，屏幕左上角裂出一道閃電，是打電話時沒拿住，從二樓掉下去的傑作。一般，他會看些UFO、洪水火災、地震的新聞，再看一兩集《老九門》，中途就睡著瞭。
跟他一起送快遞那天，隻要一遇到別的快遞公司員工，他就要說一句羨慕他們的話，“他們好啊，他們都是大公司，有保底工資，還報銷話費”。
他的公司不給報銷話費，一直讓他耿耿於懷。他每天能打70個左右電話。那天給一戶人傢送件時，按門鈴，沒人應，打電話，沒信號。走到小區門口，他再次試著給那人打電話，聽到的不是平常傳來的鈴聲，而是一串英文，他立馬掛瞭。“不會是在國外吧，國際長途可不給她打。”他上午剛剛充瞭100話費，按他的預期，一兩天後就又該欠費瞭。
也是在那天，他說，不想幹瞭，想回傢。原因很多，跟以前一樣，無非是：錢少、累、沒意思。他跟“老大”說要辭職，對方不放人，因為“雙11”要來瞭。
11月10日，我再聯系他時，他已經離開北京，剛到運城，47天的快遞員生活就此結束。
他很恐懼“雙11”。飯後閑聊他聽過不少鮮活的案例：一次“雙11”丟件，有同事賠瞭一千多;每天需要送出400多件包裹，能掙400多塊，接近平時的3倍，但也意味著很多送不完，得承擔罰款，一天罰兩三百。
“本身沒剩多少錢，再丟一個件，還得欠公司錢，給我唬住瞭。”他不會細問，同事大多30歲以上，他幾乎不主動和這些人聊天，除非被問起，這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。
11月8日晚，送完當天138件包裹，李星開著三輪車回到倉庫。他等不及瞭，無論如何都要走。撒謊說傢裡有急事，“老大”才放人。第二天，“老大”給瞭他500塊錢，讓他買幾件像樣的衣服回傢。他花300買瞭兩件毛衣和一條褲子。
晚上算工資，他一共送出4084件包裹，掙4084元。除去沒送完要罰款的1444元，平時支出1000元，丟件理賠等他自己也弄不清的賬，最後“老大”隻給瞭他300元，還有800元暫時被扣下來。等他到傢的時候，身上隻剩兩百多。
他計劃第二天上午離開北京，“老大”告訴他，當晚就有車。他不敢多說什麼，深夜收拾東西，脫下紅黃相間的快遞員大衣，換上他喜歡的黑色大衣，往車站去。
文身學徒
這是他第二次離開北京。上一次離開是在5個多月前。
2016年春節剛過，李星被父母送到北京三裡屯一傢文身店學習。他表哥當年就是在那裡學會的文身。
父母的動機很明顯：學完出來賺錢還債。這些年，村裡都蓋起瞭新房，隻剩十幾棟老屋子。2015年，“好面子”的父親決定跟隨這股潮流。蓋完新房，傢裡欠下13萬元債。
李星對文身的愛好，也緣於傢人。輟學後，父母風聞一個親戚做文身，掙瞭錢，也是年紀輕早退學的年輕人，就安排兒子到天津，跟著表哥學文身。剛開始李星覺得很酷，能掙錢。沒多久，表哥出國瞭，學習中斷，他隻得回傢待著。
李星在北京文身店學瞭3個月，包括學費、住宿、夥食，共花瞭傢裡3萬元。其間，他住在師父傢的一套公寓裡。三居，住瞭60多人，多數是30歲以上。他是最小的，渾身上下都有文身，很像電影裡那些黑社會幫派。
“我師父老厲害瞭，坐過9年牢，東北人，很彪。曾在監獄給犯人文身，用墨水當顏料。他先讓幾個犯人打架，引開獄警，然後溜進獄警室，偷墨水。五六根繡花針捆綁一起，這就可以紋瞭。”他興奮地講起師父的故事。
“你信嗎?”
“那可是我師父跟我們說的。”他說。
3個月，他自認為學到很多。“北京比較磨練人，一天光在那兒坐著，光看都能學到東西。”他學到的最實用最重要的一點就是：少說多做。好幾次他說錯話，差點被打。一次吃燒烤，鄰桌喝醉酒的人掏出一張錢，問：“這啥錢?”問瞭好幾次，李星說：“港幣或者美元吧。”對方怒瞭，要揍他，被勸阻，他也不知道什麼原因。
剛學時，他貪玩，一天隻有上午11點到下午6點要學習，其餘時間他跟師兄弟到外面打臺球，吃路邊攤。學完後，他並沒有像預想的一樣，從學徒轉為正式工，隻好再次回傢。“事實真的就打擊到你瞭。不是你學的東西多就有用，而是要經驗多，經驗多才有用。”客戶到店裡，不會找他，不放心這麼個小孩給自己的肉裡紮針。
2016年6月，一位師兄學成後到長春開瞭傢店，要他過去，他不顧爸媽反對，去瞭。幫忙做瞭幾個文身，一分錢沒掙到，吃住自理。生意不好，師兄經常出去開出租，沒有管他。錢用光，李星跟身邊朋友借，沒人借。跟父母要，父母不給。最後，姑姑給瞭他500元，他才回到傢。
“那次回到傢，我哪兒都不想去瞭，就想待在傢。”他後來看到一句話，覺得用來形容自己當時的感受很貼切：世事如棋局局新，人情冷暖須自知。
之後，他在傢鄉的一傢文身店裡打雜，仍然是個學徒，沒有單獨完成過一次文身，一直到2016年9月22日，他再次前往北京，以為生活會有另一番模樣。
晚安，北京
11月8日深夜11點38分，北京西站，普快，硬臥。鳴笛，車開。
離開前，李星在火車站給母親打瞭個電話，說要回去。母親問他，回來幹嗎?他說，找個文身店幹吧，在北京也沒事幹。和父母打電話超不過5分鐘，都是說事，沒有閑聊。
窗外一片漆黑，什麼都看不見。
李星躺在中鋪睡不著，打開手機玩《我的世界》，挖洞、挖礦、蓋房子;或調成飛行模式，拿槍在空中亂射怪物;還在一座山裡鋪滿炸彈，點燃，把它炸沒瞭。一連玩瞭5個小時，直到一塊充電寶的電用完。
他不是癡迷，實在想不出還能做些別的什麼事。“瞎玩唄，閑得無聊，打發時間。”
10日早晨7點多，火車到達太原。他對著鏡頭又自拍瞭兩張，發在朋友圈。半小時後，他坐上瞭從太原開往運城的列車，一路向南，窗外有山有水。手機沒電瞭，他隻能一邊看窗外的風景，一邊想著：回去後該幹點什麼?
“我實在想不出來自己還能幹點什麼。”他說，聽起來像是一種自我調侃的口吻，我卻覺得裡面掩藏著真實的苦楚，因為這句話在我們的交談中出現的頻率很高。
“你有壓力嗎?”我問。
“沒有。”
“有什麼煩惱嗎?”
“也沒有。”
李星對北京的印象是：人多，車多，霧霾多，競爭壓力大。他用瞭一句從網上看來的話形容北京：掙錢如吃屎，花錢如拉稀。
他沒有自己找過工作，待過的幾個地方都是傢人和親戚通過關系安排的。在北京，他寧願打的，也不坐地鐵，“一進地鐵站就分不清東西南北瞭”。
他抱著夢幻而來，但在現實中，活得像夢遊。
11月10日，下午4點，李星帶著兩百多塊錢、兩件毛衣和一件長褲，回到瞭傢，回到瞭去北京之前的人生狀態：下午兩點起床，一天兩頓，白天抽著煙到處瞎轉悠。